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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时代非常短暂，仅存在于尧舜时代。

第三，对复合型人才社会需求的认识。[2] 详见胡治洪：《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文史哲》2005年第6期。

社会的管理者与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唐君毅先生曾经说，现代人所面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这是就治国的普遍、规范、效能与公平而言。武汉大学有国学的传统，近代以来有黄侃等国学大师及章黄学派的统系，有熊十力、闻一多、吴宓、李剑农、杨树达、高亨、范寿康、朱光潜、刘赜、刘永济、黄焯、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程千帆等大师，一直高度重视小学（古文字学）、经典新诠与中西学术互动，所以有深厚的基础。尊重隐私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西方的政治资源可以对接的地方，我们传统所有而现代西方所无的优秀政治文化的观念、智慧、方略、制度架构、机制和民间土壤等，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创造性的转化。五四以来，儒家、新儒家受到很多误解、误会。新旧两论集共同的理论关怀有二：一是厘清对亲亲相隐的误解。

一般的读书人，起码要读《学记》、《大学》、《中庸》。相信未来我国修法，亲属容隐的范围与程度将更为扩大，更为彻底，更有实际意义。于是我不得已而参与了论战。恰恰相反，朝廷权力不是无边的，相对而言，地方权、宗族权、家族权、家庭亲属权的空间较大。

而现代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是分化的，不是混一的。就政治哲学而言，从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平等观、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来看，儒家在分配上的应得和配得，以及机会公平、对最不利者的关爱及其制度建构方面，均可以与之相呼应。

德治不再像过去那样凌驾于法治之上，而是贯彻在法治之中。《再论儒家的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载《孔子研究》2010年第6期。现在从幼儿到博士所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时间与精力大大超过了学习母语、国文的时间与精力。苏格拉底并沒有‘非难游叙弗伦告发父亲杀人，而是赞成他告发，但要他对告发的理由加以更深的思考。

颁职事及居处、土地、赋税、商业之制度与政策。张：有人认为现代西方法律规定的容隐条款仅仅是一个权利条款，而中国古代容隐制度乃至中国旧法本质上是一种践踏人权的恶法。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我们乐见邓先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争论促成的。

那时候国学热才刚刚兴起，没有现在这么热，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郭：内外两方面的结合吧。一方面，台湾地区把亲亲相隐的观念与法律制度及实践一直坚持下来了。

其实我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著作与思想有相当的批评，但我认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先生等，他们开启了对现代性、全盘西化的反思、批判的新方向，开启了同情地理解、理性地批导传统文化，继承中华文化精华以克治当代弊病的精神方向。武汉大学有国学的传统，近代以来有黄侃等国学大师及章黄学派的统系，有熊十力、闻一多、吴宓、李剑农、杨树达、高亨、范寿康、朱光潜、刘赜、刘永济、黄焯、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程千帆等大师，一直高度重视小学（古文字学）、经典新诠与中西学术互动，所以有深厚的基础。

二、儒学与当代社会张：您对于儒学的发展有一个分期，认为先秦是儒学的创立期，汉唐是儒学的扩大期，宋元明清是重建和再扩大期，清末鸦片战争至今是儒学的蛰伏期，也是进一步重建和扩大的准备期，儒学将迎来现代的大发展时期。当然，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点，通过争论，邓先生已离开了他一开始介入时的某些看法与观点，例如2010年他有限度地承认孝道是美德等。但儒家德治理想说，清明的、良好的政治是靠贤人、有德行修养的人来维系、贯彻的，应当举贤任能，依靠他们去治理百姓，提升百姓，唤起良知，淳风俗，正人心。建议对国民，首先是干部，推行最低度伦理的学习与实践。这一点，要向台湾地区学习，台湾一直沿习清末以降修法的成果，在民初《六法全书》的基础上，将亲属容隐制原则落到实处，维护亲情，不鼓励告奸。张：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对于建立中国公民的底线伦理，达成民族的伦理共识，唤起公民的文化和道德自觉意识等方面做出很多努力。

像文革大批判那样，在历史文化、思想与人物面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任意地编排、宰割，以所谓逻辑为外衣来表达自己的联想，对批判对象只能是隔膜的，其批判也是不相应的、主观主义的。当代新儒家正在分化、重组的过程中，有新儒学和新儒家之辨，知识和价值的二分，有后牟宗三、后新儒学的崛起，海峡两岸的儒家学者在互动中彼此靠拢、位移的事也多有发生。

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大有一副真理尽其在我的态势，这就有些变味了。第三，发展对话，尤其是儒学与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女性主义，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对话，相互批评与沟通。

第二是学术与技艺层面，即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尤其是地方文化、民间技艺、学术传统之传承。有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

近现代中国文化史给我们的教训是：现代化与西方化、传统政治架构与文化价值理念、传统制度文明及社会文化习俗中的局限性与可继承性、传统精神文明中的时代限制与永恒价值、时代性与民族性，本来都是可以分析开来的，但是我们在紧迫的环境下，与传统文化全面彻底决裂，尽弃故我，在盲目的、单维的思想范式下，顾此失彼，几乎丧失了精神的终极关怀与中国自身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中的瑰宝。自汉代以来，法律上逐渐不再强迫亲人互证其罪，允许亲属有权容隐拒证，虽然对尊亲属与卑亲属的容隐由不平等到基本平等，有一个过程，但这里就含有权利意识，且对任何家庭与人都如此，就是法的公平性与普遍性的体现。否则，公共理性、法治建设也无从谈起，没有真情实感的公共理性和法治建设会迅速被工具化或者虚无化，社会冷漠离心，看似公正，其实是没有人性的。张：我注意到在您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2004年）和《〈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2011年）之间在具体的问题探讨上焦点有所转移，请问这两部论文集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是什么？新旧论集有什么不同？您如何评价这场讨论？郭：关于《论语》中父子互隐的文本，有学者说这是孔子在鼓励偷盗，继而又说孔孟儒学鼓励腐败或说就是腐败的根源，这些解读太过离谱。

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性问题重重，我们是不能直接拿过来就用的。

情面去其心而从面，有时忍一己之私以就天下而不为公，如起杀妻、牙食子之类是也。[4]现在有些人所说的人情大概指的就是私情或情面。

《〈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载蔡方鹿主编：《经学与中国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域民族的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已经并会继续发挥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现代化的新模式。

养老恤孤扶弱的制度安排。而后者正是与良法的精神相一致的，是法律精神的来源。中华文化、儒释道思想中有很多珍宝，而我们过去的大批判，大多是有问题的，是非理性的，沒有恰切的分析的，往往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糟蹋圣贤，厚诬古人。所以我的恩师萧萐父先生的思想中就有两个层面：走出中国中世纪和走出西方现代性。

公正是给相等的处境中的人以相同的待遇，无论是谁犯法，只要情况基本相同，他就有权要求相同的对待。郭齐勇：《儒墨两家之孝、丧与爱的区别和争论》，《哲学研究》2010年1月第1期。

张：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所学是国学专业还是其他专业，认识传统、尊重传统都是我们国民加强自身素质之必需，体现中国精神，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任重而道远。您怎样看待这一说法？郭：这种说法太过于妄自菲薄。

《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荒政，对灾民的赈济及其制度化。关于苏格拉底是否支持子告父，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也可以请教中西方古希腊哲学的专家。